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解构县级外资外贸发展的核心瓶颈与突破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开展了四项拓展研究：一是利用1997-2009年长三角35个县级市面板数据和2013-2022年全国县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集聚效应及城乡融合政策的增长效应；二是深度追踪郓城“铭富供应链”及托克托县生物制造产业集群的运营绩效，揭示平台型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挑战与解决路径；三是基于全球价值链重构理论和县域产业升级实践，分析供应链重构对县域产业升级的长远影响；四是借鉴南通如东外商投资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经验，构建县级外资外贸发展的风险评估与预警模型。研究之后发现，，对县域产业升级产生差异化影响。本文为县域开放型经济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解释、实证检验、风险评估与政策指南。

  关键词：县域经济；外资外贸；面板数据分析；平台可持续性；供应链重构；风险评估

  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贡献了全国GDP的50%以上。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县域外资外贸不仅是稳外贸的基本盘，更是推动县域产业升级、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通道。然而，县级外资外贸一直处在“中间层困境”：相较于省级、市级，县级缺乏政策资源和高端要素的配置权；相较乡镇，县级又承担着产业组织和对外开放的双重重任。

  传统上，县级公司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是“借船出海”——通过中间商或外贸公司间接出口。这一模式虽然降低了企业出海门槛，但其长期后果是：企业被锁定在加工制造环节，丧失国际市场的议价权和品牌话语权。郓城县的调研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全县80%以上的传统制造企业没有专业外贸团队，出口严重依赖中间商，同样一款玻璃瓶，经过外贸公司转手，终端价格比出厂价高出30%以上”。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格局，折射出县级外资外贸的普遍性困境。

  本文构建“能力—生态—治理”三维分析框架，用于解构县级外资外贸的发展逻辑。

  能力维度：聚焦县域企业的国际化能力建设，包括外贸实操能力、市场开拓能力、风险应对能力等。县级企业都会存在“不敢出、不会出”的能力短板。

  生态维度：关注县域外资外贸发展的制度环境与服务支撑，包括供应链服务、金融服务、物流服务、人才服务等。生态的完备程度决定了企业“走出去”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水平。

  治理维度：考察政府在县域外资外贸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与作用方式，包括政策供给、平台搭建、机制创新等。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弥补县域市场失灵的关键力量。学术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政策适应是应对外部冲击、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机制。

  本研究采用“多案例比较+量化实证+追踪研究”的混合研究方法。案例覆盖东部（山东、福建、浙江）、中部（湖南、江西）、西部（宁夏、甘肃、内蒙古）、东北（黑龙江、辽宁）四大区域，在上一版基础上新增内蒙古托克托县生物制造产业集群案例，并引入邹平“琥珀啤酒”合资失败案例进行“负向学习”。

  县级外资外贸的核心困境，并非产业基础的薄弱——恰恰相反，许多县域拥有相当扎实的制造业基础。郓城县纺纱规模达350万纱锭，玻璃瓶年产量14亿只，专用车年产量突破10万辆，产品远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平舆县户外休闲产业产值突破百亿元，成为中部地区最大的户外休闲用品基地；安溪县藤铁工艺品和茶叶享誉海内外；托克托县生物制造产业拥有30家上下游企业，金霉素、辅酶Q10等6项产品产能位居世界前列。然而，雄厚的生产能力并未自动转化为外贸优势。

  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能力”与“国际商务能力”的严重错配。县域企业多为民营中小企业，长期深耕生产制造环节，却缺乏直接对接国际市场的专业团队。外贸涉及市场调查与研究、客户开发、合同谈判、报关报检、外汇结算、信用保险、物流仓储等多个专业领域，需要复合型人才和系统化能力支撑。对于县域中小企业而言，自建外贸团队的成本过高、风险过大，因此“理性选择”是将出口业务外包给中间商。然而，这一“理性选择”的长期后果是灾难性的：企业不仅让渡了30%以上的利润空间，更丧失了市场信息、客户关系和品牌影响力，被永久锁定在“微笑曲线 “不敢出、不会出”：县域企业出海的认知与能力壁垒

  除了成本收益的经济考量，县域企业还面临深刻的认知与能力壁垒。双牌县的调研显示，“企业出口经验不足、跨境物流成本高、服务体系不完善”是制约外贸发展的主要痛点。武定县则面临企业“不敢做、不会做”的突出问题。

  信息恐惧，企业不了解海外市场的准入标准、消费偏好、政策法规，担心“水土不服”

  风险恐惧，对汇率波动、信用风险、政治风险缺乏识别和应对能力，担心“血本无归”；三是能力恐惧，缺乏外语、法律、金融等专业人才，担心“力不从心”。这些恐惧并非企业“不努力”，而是县域经济体中专业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结构性结果。“不是不想出海，是不敢出、不会出。”2.3 中间商依赖的锁定效应：从“理性选择”到“路径依赖”

  县域企业对中间商的依赖，初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理性选择”，但长期演化为难以突破的“路径依赖”，背后是三重锁定机制：

  这三重锁定机制解释了为何县级外资外贸的“低水平均衡”难以自发打破——它不是单一企业的能力问题，而是整个产业生态的系统性失灵。

  郓城县作为鲁西南内陆县，民营经济活跃但企业出海能力薄弱。其突围路径的核心是搭建“政府+国企+平台”三位一体的供应链服务平台。

  湘潭县天易经开区是另一个典型案例。作为不靠岸、不沿海的内陆园区，其外资外贸却实现爆发式增长：2025年1-10月，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947%，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5%。这一成绩的背后，是以“精准服务”为核心的突围路径。

  平舆县是传统农业大县，曾面临“产业薄弱、劳动力外流”的发展困境。其突围路径是“三园同构”——“县级主导产业工业园、乡级乡村振兴产业园、村级共同富裕加工园”的产业空间重构。

  县级园区聚焦主导产业，引进有突出贡献的公司，打造产业集群（户外休闲产业产值破百亿元）；乡镇园区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一乡一业”；村级加工园将劳动密集型环节延伸到群众家门口，利用闲置资源建成加工园1487个。这一设计的本质是“产业链的空间重组”——将产品设计、品牌运营等高端环节集中于县城，将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分散到乡村，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统一。

  内蒙古托克托县是西部县域依托要素禀赋发展外向型产业的典型案例。该县生物制造产业拥有30家上下游企业，产品涵盖人用药、疫苗、保健品等30余种，金霉素、辅酶Q10、虾青素等6项产品产能位居世界前列。

  托克托模式的核心是“要素组合拳”：一是“黄金玉米带”的资源优势，当地玉米含糖量高，是生物发酵工业的“理想口粮”，年消化玉米100万吨；二是低价的能源成本，依托“西电东送”重点工程——大唐托克托发电厂，企业用蒸汽价格降至每吨120元，用电成本降至每度0.4元以下，正在建设的“空气岛”项目将逐步降低成本；三是高效的服务配套，当地政府提前平整施工用地，相关手续3个月内全部办完，比平均速度快了半年。

  表层路径的背后，是支撑县级外资外贸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制度逻辑。本节从政府角色、能力建设、生态演化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传统上，县级政府在外贸发展中的角色是“管理者”——制定政策、下达指标、统计考核。然而，郓城、天易等地的实践表明，成功突围的县域普遍实现了政府角色的转型——从“管理者”变为“赋能者”。

  “赋能者”角色的核心特征是：从“给政策”转向“建能力”。传统政策供给（如税收减免、补贴奖励）解决的是企业“愿不愿意”干的问题，而企业真正要解决的是“能不能”干的问题。郓城搭建供应链平台、天易提供“一对一”服务、武定开展“送技上门”，本质上都是在“建能力”——帮企业跨越从“意愿”到“能力”的鸿沟。

  这一角色转型的深层逻辑是：在县域这一层级，市场失灵尤为严重——专业服务供给不足、信息不对称、集体行动困境。如果政府仅仅扮演“守夜人”角色，这些市场失灵将没办法得到纠正。因此，县级政府必须“补位”——在市场主体能力不够时，以公共力量介入，降低企业出海的交易成本。但这种“补位”应当是“赋能式”的——最终目标是培育企业自主能力，而非形成永久性依赖。

  县域企业国际化能力建设存在两条路径：内生培育与外源嫁接，二者的有机组合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县级外资外贸生态的演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基于多案例分析，本文归纳出三阶段演化模型：

  在外贸基础为零或极薄弱的县域，第一个任务是实现“零的突破”。武定县2025年成功推动云南盈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铁矿进口业务落地，退出外贸进口“空白”行列；双牌县通过“建库育企”新增外贸实绩企业。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单点突破”——集中资源扶持少数“种子企业”，形成示范效应。政府角色是“孵化器”。

  一项基于1997—2009年长三角地区35个县级市面板数据的研究，对FDI形成过程中的集聚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以实际利用外资额为因变量，以区域外资企业产值比、经济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居民购买力、劳动力素质等为自变量。

  研究发现，由于县级市缺乏高等教育资源和技术人才储备，社会从业人员中专业方面技术人才比重对外资集聚效应无显著影响。这一发现揭示了一个深层矛盾：县域吸引外资主要依赖生产成本优势和市场潜力，而非技术人才禀赋；但县域产业升级恰恰需要突破这一瓶颈。这为“能力—生态—治理”框架中的“能力维度”提供了实证支撑——县域人才短板一定要通过外部嫁接（如“创新飞地”模式）来弥补，而非内生培育。

  5.2 城乡融合政策的增长效应：基于2013-2022年县域面板数据的DID分析

  最新研究利用2013—2022年全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评估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对县域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影响。

  该政策通过三个渠道促进县域增长：一是要素流动渠道——促进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缓解县域“要素失血”困境；二是产业协同渠道——推动城乡产业梯度布局，县城聚焦加工制造和品牌营销，乡村承担原材料基地和初加工功能；三是公共服务渠道——提升县域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人才和企业的吸引力。

  对“能力—生态—治理”框架的检验：该研究的发现与本文框架高度吻合。城乡融合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治理创新”（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壁垒），其效果通过“生态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提升、产业协同增强）传导至“绩效改善”（县域经济稳步的增长）。这为“治理→生态→绩效”的因果链条提供了大样本实证证据。

  基于江苏省63个市辖区和县级市2007-2010年面板数据的研究，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基于2004-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显示，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出口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每增加1%的OFDI，将带动约0.1%的出口增长。更重要的是，中西部地区的OFDI出口促进效应强于东部地区。

  研究维度：FDI集聚效应；核心发现：外资自我强化，人才因素不显著；对“能力—生态—治理”框架的验证：县域需通过“外部嫁接”补人才短板。

  研究维度：城乡融合政策；核心发现：治理创新→要素流动→增长；对“能力—生态—治理”框架的验证：“治理→生态→绩效”链条成立。

  研究维度：财政支出结构；核心发现：公共服务 税收优惠；对“能力—生态—治理”框架的验证：“生态”比“补贴”更重要。

  研究维度：OFDI→出口；核心发现：OFDI促进出口，中西部效应更强；对“能力—生态—治理”框架的验证：“走出去”与“卖出去”互补。

  平台型组织的可持续性可从三个维度评估：（1）财务可持续性——能否实现自我造血，不依赖政府补贴；（2）能力可持续性——是否形成无法替代的专业服务能力；（3）关系可持续性——与企业、政府、合作伙伴的关系是否稳定。

  现状评估（基于公开信息）：铭富供应链成立以来，服务21家首批企业，2024年郓城进出口增速17.2%。但从可持续性角度看：

  发达国家推动“友岸外包”，将劳动密集型订单向东南亚、南亚转移。石城县“发达国家订单转移到东南亚”的预警正在成为普遍现象。对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县域企业，若不能及时向“技术+品牌”升级，将面临“订单流失—产能闲置—产业萎缩”的恶性循环。

  外部压力倒逼县域企业转型升级。安溪县的实践表明：当传统代工模式难以为继时，通过“文化出海”实现品牌跃升，产品溢价可高出30%以上。托克托县的生物制造产业则展现了另一条路径：依托要素优势进入高的附加价值环节，6项产品产能世界前列，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无法替代位置。

  风险等级：低风险（绿），预警信号：综合得分≥60，响应措施：常规监测，“无事不扰”。

  风险等级：中低风险（蓝），预警信号：综合得分50-60分，响应措施：季度跟踪，政策辅导。

  风险等级：中高风险（黄），预警信号：综合得分40-50分 ，响应措施：月度走访，定向帮扶（出口信保、市场开拓）

  风险等级：高风险（红），预警信号：综合得分40分，响应措施：专班介入，一企一策（产能转移、债务重组）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构建了“能力—生态—治理”三维分析框架，揭示了县级外资外贸从“借船”到“造船”的内在演化逻辑。

  研究发现：县级外资外贸的核心困境是“生产能力”与“国际商务能力”的结构性错配，传统“借船出海”模式通过三重锁定机制（利润锁定、能力锁定、认知锁定）将企业困在价值链低端。成功突围的县域实践表明，打破这一锁定需要“政府赋能—平台支撑—生态演化”的系统工程——政府从“管理者”转向“赋能者”，以公共服务降低企业出海的交易成本；平台作为“中间层”组织，解决分散企业与全球市场的对接难题；生态演化遵循“破零—集聚—自组织”的三阶段规律，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质变。

  [1] 长三角地区县级市外资集聚效应研究[J]. 宁夏农林科技, 2012.

  王连升，研究员，提出责任闭环哲学本体论、价值沉默战略方法论、CSR为魂，ESG为体价值论。同时，基于中国企业实践和全球商业环境变迁的优先级，提出的“三层利益相关方”理论，重构了企业利益相关方。现任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战略合作部部长、研究员。《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编委会委员兼总编辑。《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工作报告》2021、2022、2023、2024、2025编委会委员兼总编辑。《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要点》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编委会委员兼总编辑。同时，兼任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绿色金融专委会创始委员，广东省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企业社会责任专委会副会长，山东省人工智能学会青年科学家委员会委员，全球电子协会亚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专家，北京市发改委ESG生态研究特邀专家，瑞典国家外交部CSR特邀访问学者，北大创新评论特邀专家，证券日报特约专家，北京ESG研究院顾问，上海市计算机行业协会顾问等。连续20年坚持知识公益，已有超过710万人次享受了知识公益的专业帮扶。发表各种研究论文4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