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一朵雪花，一朵正义又无辜的雪花，纯洁、无暇，我只做那些被认为是正确的、应该要做的事情，例如惩恶扬善，例如劫富济贫。当社会规则秩序中出现那些不能被有效惩处的行动时，我就会率先出现在各个社会化媒体平台上，与其他所有同我一样正义凛然的雪花们一起，对这些犯下错误的人进行声讨与痛斥。必要时，我们会聚集起来，利用无数朵雪花的力量制造一出雪崩的好戏。瞧着吧，那些狼狈、声名狼藉又落荒而逃的人，将在未来，用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晚弥补他们造成的种种罪孽——他们是罪有应得的。每每来到这一刻，我都会产生强烈的、畅意的快感——正义啊，道德啊，我终于成为了维护这个平和世界的一员。

  ◼️ 我是一朵雪花，一朵肩负重任的雪花。为受害者鸣不平、为发声、让犯错的人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我的直觉从不偏航——除了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误导之外，不过别担心，这时候我也会快速地调整自己的状态——它从社会常识、崇高的道德规则、过往行动经验中获得支持，能够对每一位脱轨于正常行动路线的人作出恰到好处的评价：

  ◼️ “孩子都没了，妈妈还穿得这么好看，肯定是作秀”；“学新闻的，一看就是精通流量密码、吃人血馒头、带节奏的公知”；“这人鬼鬼祟祟蹲在地上，八成想女生裙底吧”；“穿这么短的群体还化这么浓的妆，旁边男的还大那么多，小三不用说”…

  ◼️ 没有人比我更理解人性，也没有人能够逃过我的审判。只需要流畅的移动网络、支持自由理性发言的社会化媒体，以及一个非前台实名的虚拟账户（拜托！我只是一朵雪花！和其他雪花没有区别，何必在意我的身份），就能够实现我所承担的所有工作。如此重要的工作，如此让人痴迷又神往的工作啊！

  “他们只是这次不走运而已”。这句话来自博主和菜头的一篇同名推文（），写于武汉校内被碾压死亡的小学生母亲被网暴后确认自杀的那天：6月3日。距离当前不过短短8天不到的时间里，社会化媒体中已然出现了对“国企高管街拍当事人”“南开大学论文致谢争议学生”“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穿婚纱去演唱会的粉丝”，以及“未仍曝光视频指责女子”的人肉搜索、言语侮辱、标签污名、匿名举报。公众似乎从未学会反思问题、吸取这次的教训，只是在无数个故事情节和表现不同，但本质却都大致相似——被认为犯错的当事人——的舆论事件中来回游走，借用着正确、主流或正义的口号，实施网络暴力的行动。

  什么叫做“只是这次不走运”？就是意味着当网暴的对象通过种种途径自证清白后，网暴者便会偃旗息鼓，看似觉醒，实则神伤这次是被有心之人带了节奏。如评论员曹林所说，他们不是真的恨网暴，相反，只是恨这一次网暴错了人。只要能找到新的应当为错误付出代价、遭到惩罚的主体，其仍然会继续揭竿而起，成为那朵「正义且无辜」的雪花。

  此前已经有多次谈过网络暴力的问题，尤其是这一行为重要的支撑点：正义惩罚。逻辑很简单，如果暴力言论所针对目标本身就有污点，那么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借用「惩罚与罪行」的策略性框架，将自身的所有行动合法化与合理化。类似于拥有了可供解释的理由，在此基础上做出的任何举动都不至于为人诟病或产生自我怀疑。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产生了，网暴者通过言论抨击、群体围攻的形式，触及了在法律秩序等程序正义中诸多无法被惩罚的领域：道德败坏的小三、随意曝光他人的学生、看起来一点不悲伤的妈妈、穿着一辈子只能穿一次的婚纱去看演唱会的女孩…大部分的网络暴力都是在践行着所谓的实体正义，即依循着主观的、零散的、随意的社会标准和道德体系，对其所认为错误的现象、活动、当事人进行审判，继而实施惩罚措施：

  曝光。在社会性死亡的初级诉求之上，最好让其能够在社会资源方面直接产生损失，比如撤销学位、失去工作、单位内记过处分等等。

  以暴制暴是极其容易陷入的逻辑陷阱，因为它站在公众长久以来通过社会规则秩序所形成的「错误-惩罚系统」之上，偷换了惩罚需要程序、需要社会共同制定并认可的法律才能得以实施，直接将它变成了“只要有污点，所有对其施加的谩骂也好、指责也罢，都是合理的”。这不是现代社会的规范，这是「为了给自己的错误行为开脱而找到的借口」，是「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自己的认知失调而制造的伪逻辑」。

  当网暴者因为意识到行为的不堪出现自疚自责心理时，未解决这样内向化的认知失调带来的心理不适和精神压力，他们就会不断为暴力行为开脱，不断说服自己那些攻击都是正确的，是有理有据的。

  所以，大多数网暴者都有着一套极为熟练的自洽逻辑，帮助其抵抗质疑、回应指责、逃避心理上的压力和道德谴责，并快速进入到另一场暴力行动中去。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我在副标题中，将网暴者比喻为一朵「正义且无辜」的雪花。前者是他们完美闭环的自证和自我说服的支撑，后者说指在认知、态度和行为中，每一朵雪花都自以为是无辜的。

  或许与我们常用的那套说辞大相径庭，每一朵雪花并非拒绝承认与一场雪崩的相关性，与之相反，他们就是雪崩的组成部分，并始终如一地坚信，不是自己的错。因为无论何时，正义永不缺席。

  网络社会，在曼纽尔·卡斯特的解释中，节点成为行动主体的数字存在形式。每一个借助电子设备，尤其是移动终端接入互联网的行动者都将以流动的、自由的内容生产者与传播共享者的身份进入公共话语平台，并与各类公共议题碰面，由此在尚未知觉的情境下参与到民主讨论当中。这时候会有一些研究者愿意把网络用户比喻为赛博微粒，使整个网络社会转变为微粒化社会，如同浩瀚宇宙中的点滴星辰，颤动着来自光纤通信传播创造出的光芒。

  这形容听起来很美不是吗？但事实是，匆忙闪烁的微光背后并非只是个体的思维行动的简单影响。行动者们并非是真正的“微粒”，在节点之外，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接受到来自群体和社会整体结构的多重作用，使其不仅归属于某些派系、圈子，更由此拥有了与其过去经验、立场相互纠葛、无法分离的身份认同。

  性别、阶层、工作类别、母亲等社会角色都能成为个体确认自身身份的依托。福山认为，社会行动，尤其是政治活动的产生可以追溯到集体的共同利益触发的相应举措。当众人试图对网络暴力的成因做出分析与讨论时，会十分自然地联想群体极化、群体盲思等多个与群体行动相关的内容，并认为如今的群体聚合就如同鲍曼所谈到的“衣帽间的共同体”，在网络媒介消弭了时空界限之后，不同的个体可以跨越地理与时间限制，参与到公共议题中来，像是走向剧院的观众，将大衣悬挂在衣帽间里，一旦舆论事件逐渐冷却，一出戏剧结束，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回到各自的生活，拿走大衣外套。

  实际上，组成群体或是共同体的个人并非以无规则的组织形式相互聚合。既然舆论是由观点、态度融合而成，那么制造这些观点的公众自然需要彼此认同与相互说服，即身份的同质化：男性、女性、打工人、老板、贫困者、富有者…先有角色属性的确认，才有后续的言说和表达。换种说法，当众人开始执行所谓的“正义审判”之前，他们的身份立场早已预备到位。这件事究竟发展成啥样子、这个社会需要怎样的合理讨论以解决既有问题、现如今的舆论应该保有何种价值，凡此种种，都不再是网暴者思考的内容。

  他们不需要思考，他们只需要定位群体身份，继而用一整套自洽的逻辑说辞回避掉也许会出现的心理上的压力，就可以肆意言说了。

  因此，在一次次的网络暴力的狂欢之后，众人只能在一地鸡毛中捡拾到无数怒火灼烧过的痕迹，有时候这些怒火并不来自于真正对当事人的厌恶和懊恼，而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贬低、攻击。

  近日，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三部门已经向社会公开了《关于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味着网络暴力这一现象慢慢的变成了迫在眉睫又不得不面对、影响公众生活的问题了。过去短短半个月时间里，我写了《》与《》两篇文章，分别提出了关于应对网络暴力的两种方法：1.拒绝自证、脱离网络；2.借用其他权力渠道进行背书和证明。但无论是在我个人的日常实践经验还是目睹了如此多舆论事件总结的共性中都发现，两条路径实现的可能性并不高。

  在高度的数字化与媒介化社会背景下，个体几乎没办法与互联网络或社会化媒体割席，不仅是因为社交圈层已深刻嵌入于数字媒介平台，更是难以将自身的赛博符号与物理身体分离，并时刻会产生线上矛盾导致线下利益影响的可能性。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说，个人太过于积极地回应每一刻发生的事情，让自己处于时刻紧张的状态下，从而没办法得到哪怕一刻的安宁。脱离社会化媒体？这几乎是难以实现的议题——除非这一账号与你个人关系并非直接切密切，可以每时每刻断连。这或许也是“小号”“momo大军”出现的原因。

  除此之外，法律途径耗时费力，需要投入精力与时间，同时要求受害者拥有相应的法律知识与社会资源。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简单的、成本低廉的维权方式。

  写到这里，我想了很久该怎么样结尾，如何像一位正经的、睿智的评论员似的给出诚恳的、切实可行的建议。但良久过后，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们已处于改变和应对的浪潮里，真正最好的建议，是让更多的人理解网络暴力背后的逻辑，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的行动可能会造成的伤害；让原本旁观的公众加入到拒绝和纠偏的交流中来。公众、平台、政策，才有机会形成合意，一同推动网络暴力问题的遏止，乃至解决。